今天上午敲钟的“官商”张玉良:一个经济学样本分析

来源: 万信网
59岁的张玉良在“60岁离退大限”之前如愿以偿敲钟——8月18日,上交所的钟声给了张玉良们留任的合法性。远在深圳,另一位年届6旬的老人想必平静地看待这一幕,他就是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他在三十年前同样选择了傍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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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岁的张玉良在“60岁离退大限”之前如愿以偿敲钟——8月18日,上交所的钟声给了张玉良们留任的合法性。远在深圳,另一位年届6旬的老人想必平静地看待这一幕,他就是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他在三十年前同样选择了傍大款——找来华润当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地产一哥之争的背后,国资隐身幕后。在过去30年里,他们与国资斩不断,理还乱。

实际上,即便是市场化充分如快消行业的房地产业,同样摆脱不了千年之问——是“官”决定“官商合一”,还是“商”决定“官商合一”?为什么“官商合一”成为必然?同时,为什么“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这两个表面看来矛盾的“东西”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接下来,历史车轮又将碾滚何处?让我们抽丝剥茧,寻找千年之问和地产大佬们的明天归属。

让我们先来回顾历史。在古代社会,农业地租是国家税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控制内乱,国家只有“重农抑商”,并由此推出“重农抑商”。这个观点说明了一个真相:“重农抑商”是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另外一个悖论同时出现:“重农抑商”和“官商合一”这两个表面矛盾的政策共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成为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是不是很眼熟,正如当下的房地产行业。

任何当代史都是过往史,答案隐藏于现象之中。

在汉武帝当政前,政府只是通过限制土地的最高占有量来抑制兼并,并未对民间商业活动施行实质性的打击,这又作何解释呢?况且,后来汉武帝为了积聚财源,启用桑弘羊等人介入商业活动,很难说这是一个纯粹的“抑商”政策。

汉武帝的先人汉高祖刘邦面对商人的“挑战”,只是从社会地位方面来贬抑商人,却并未真正限制商人的经商活动;汉文帝面对国家财政“吃紧”,只是通过买卖官爵来充实国库,却对商人网开一面,任其自由经营。

一个客观条件是,帝国面临的“外患”对国家安全的损害是否足以危及帝国的统治基础。汉武帝执政前的七十余年里所发生的外患并未超过国家安全警界线,“外交遗产”很殷实是此前的仁政基础(友情提示,不要联想)。

有了客观条件,还要有必要条件——中央集权的绝对性。没有中央集权保证,很难对商业资源实现高效占有。此外,帝国对商业资源的占有,取决于帝国能够运用的资源存量。如果“财政盈余”,帝国则不需要“增量需求”。

从大历史经验讲,“重农抑商”和“官商合一”实质上是“同一和谐”。从这一点上讲,无论张玉良还是王石,他们的历史选择皆是充满中国式智慧。

但张玉良和王石又有不同。绿玉的扩张和增长,好比打了激素。细究一下,这个激素是啥?

官商合一并不是最有效的经济效率,王石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和大股东华润保持“礼貌的距离”。张玉良同样看到这一样,不同于王石,他将“官商合一”变相融入地方政府的施政纲要,于是出现一个怪兽——绿地式行政效率。

何谓行政效率?即指中央政府征取赋税或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以及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实际财富的行政运行效能。此外,“行政效率”还被赋予极强的“政治功能”,即某种制度安排与相应的行政运行要保证国家安全,或者说保证帝国统治的延续性和稳固性。

翻开绿地上市材料,满眼皆是行政效率的注脚。绿地上市资料内容又是一个关于帝国政府和其官员之间,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模型”。

这个关系关型的道理很简单:在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的同时,如果商人和权力拥有者做成交易,反倒会使商业活动变得有利可图,由此可以获得相对高的比较经济效率。商人在趋利动机的激励下,就必须和帝国各级官员进行各种形式的谈判,以取得从事商业活动和占有土地的“保护权”。

西方世界出现新教伦理并不偶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原理”并没有错。中华帝国的行政效率理论没不为经济学界所理解。它的逻辑如下:帝国的“经济效率”不是首选目标,“行政效率”才是政治活动的“最高诉求”。所以,当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才如一声春雷,震动世人,经济效率才成为共和国的首选目标。而绿地,这家起步于国有园林绿化的小公司,在张玉良的带领下,汲取中国式智慧,资源获取以土地、煤炭等垄断性资源为目标,以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相结合,最终成为一头经济巨兽。

三年前的7月12日下午,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在北大畅谈“企业家离政治有多远”。演讲之前的捐款仪式似乎诠释了这次演讲的主题。张玉良透过一家媒体向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陈昌智在短暂致辞后匆匆离席。

这一幕很耐人寻味。如果按照历史剧本,绿地不可避免成为下一个健力宝。事实上,以张玉良为首的管理层与上海国资委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止。不过,熟悉张玉良的朋友评价他,身段很柔软,不柔软早就被碾碎了。绿地控股上市,张玉良迈出的这一小步,实际上千年之问的一大步。接下来,张玉良怎么做,更值得关注。

回过头来看,绿地们、类张玉良们的归宿又在哪里?在有着千年儒家文明的传统和高度集中于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架构中,前者使“抑商”有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后者则提供实施“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的权力资源。因此,“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就会进入路径依赖过程。

张玉良们是异类?最终会变为同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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